LDK结束后，我一个人徒步走回宿舍，脚步却很沉重，路途中总是低头不语，也许是我太疲惫了。回到宿舍，我走到镇维的房门前，试图看看他们回来了没，索性把门把一转，结果徒劳无功，门把是上锁着的。我便走回寝室，瞄了书桌上的闹钟一眼，仅剩的时间不长不短——五十分钟左右。这不足以让我洗个澡再睡个觉，冲完凉还绰绰有余，只是恐怕刚躺在床，而床还未暖和，我就得拍拍屁股走人。我打消这念头，只挪了个椅子坐下，原因是不想汗水渗透床单，我有点到为止的洁癖。
放空了好一段时间，距离五点钟的Riadah（休闲活动）大概还有十分钟，我快速换上青衣与体操裤。随后，我左肩挑着水瓶，左手提着环保袋，右手拿着锁匙把门上锁，再次走到镇维的房门前。不同的是这次里头传来了谈话声，我卸下运动鞋，走了进去。
“嘿。刚刚我来过，你们几点放？”我礼貌地打岔他们的话题。
“半小时前吧。”胜文回答说。
“哈哈，我的LDK很早就结束了！比预期的四点正还早。”我洋洋得意地说。
“现在可以走去Astaka了。快要五点了。”伟杰提醒说。
“这样早？等下的活动最好不要再是唱歌、体操。闷死人。”绍伟说。
到Astaka那里，不出所料还是换汤不换药的活动，先是唱几次歌，再来喊口号，真是枯燥的乏味生活。我像个死气沉沉的水草，若有似无地开腔迎合。喊完口号后，主持人报告还没拿到学生证的新生名字，说道到台前来索取学生证。我投以希望的目光，眺望着台上主持人手中握着的卡片，不过最后还是失望收场。令人高兴的是那天的休闲活动破天荒在下午六点十五分就结束了。
于是，我们不再踩着落寞夕阳余晖的脚步，取而代之的是轻缓的步伐。人潮仍旧涌动着，寸步难行，只是我们不再狂奔，不再仓促，亦不再急躁。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经历，我们越是期待些什么，现实就越是令人失望，反之那些往往不被期待的事物总会不期而遇地降临。
或许这是上帝开的玩笑，也可能是种心灵调剂，毕竟一成不变的人生太单调，未知数的谜底人生才能刺激感官，但这种突如其来的刺激有时会让你迫切，甚至破骂“甘霖老母”这类的脏话。著名小说家兼导演九把刀在畅销小说《那些年，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内，写道“每个人推到上帝面前的筹码不一样，回收的东西也自然不同。”，之前我是对这句深信不疑的。后来我才发现这句话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，就是零回收的结果，就像沈佳仪曾说过“有些事本来就是徒劳无功的。”。
无可置疑的，人生就是一场赌注，只不过筹码不是赤裸裸的现金，而是我们的选择，所承担的后果是与选择的重要性理所当然成正比的。在理性与感性的交汇下，选择不再纯粹是一种决定，也不单是一种情愫，而是情愫与决定的合成体。然而，是非对错本来就很主观，每个人的习性不同，耳濡目染的事物也不相似，视野与看法自然也截然不同。
让我打个比方，有位辅导师把一些卡片分给五组学生，要他们依据重要性编排卡片的次序，从“最重要”编排到“没那么重要”。一组卡片有八张卡，分别写上了“财富”、“健康”、“快乐”、“平安”、“亲情”、“友情”、“爱情”、“信仰”。实验结果是每组学生编排卡片的次序都不一样，有些组视“爱情”为首，有些组则列“爱情”为尾。
我们悠闲地吃了晚餐后，一同跨步向前走到DK1。预科班的青衣已经穿了两天，而且汗味累累，只是早晨出发前，我们向镇维借了去味剂“Febreeze”，喷射去味液在衣上。臭酸的汗味勉强是被香味覆盖了，然而那种香味很不自然，我不禁觉得自己过得很邋遢。
今晚道德课的主题缠绕在宗教与课外活动这两个话题。依稀中，杨学长一如既往地打开话闸子，吩咐我们依据宗教归类，进入各自的组别讨论。非土著的宗教当然少不了信徒众多的佛教，印度教，还有基督教。基督教应该是印度人与华人的交集点，因为本土似乎没有印度人信奉佛教，也没有华人信奉印度教的。
于是，我与其余五人挥别，独自一人来到基督教的族群里。我快速地扫过一眼，里头我只认识原樟一人，不幸的是那时我们彼此心存芥蒂，于是我识相地坐在印度同胞的隔壁。我们先是各自介绍自己的名字，再说明自己的教派，讲堂里很喧闹扰人，我听不清他们说些什么，不过印象中没听到Catholic（天主教）这字眼，我有些失措。最后，我们一致投选原樟为主席，而我也坚信他是当之无愧的。
用望远镜俯瞰瑕疵，用显微镜俯视欢乐，人也活得快活一些，毕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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